就算认命，命也不放过他。
生活仿佛就是个轮回，他重新给人打起短工，攒钱糊口，买一头牛，佃五十亩地，买一亩地、再买一亩地，县里摊派要交，朝廷两税要欠。
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开战，每亩增税三厘五毫；万历四十七年，朝廷再增税三厘五毫；万历四十八年，朝廷再增税两厘，前后共每亩加税九厘。
其实跟每亩产粮比起来，交九厘银不多，真的一点都不多。
多的是连年大旱的陕北，粮食歉收后的九厘。
后来天启年旱灾又来了。
人人咬牙度日，绥德卫的军户越来越少，山里的贼子也越来越多。
先是一家家存粮告罄，随后饿急了的人们三五成群百十成团的抢过路、吃大户，很快城外大户家也吃不到了。
人们把山上野草、路边树皮和白石头混捏成饼子蒸着吃，但这撑不了太久。
这个时候没有贼了，所有人都可能是贼。
这一年白鹰子没招了，前后欠了官府好几年的税，加上一年摊派，人又生得健壮有力，也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好欺负，他成了杀鸡骇猴故事里的那只鸡。
往年好说话的税吏弟兄都不见了，差役把他拿到官府，当着上百个欠税百姓的面用杀威棒断了左腿，为保住右腿，咬牙去借了高贷。
白鹰子瘸了、婆娘没地也没牛，拉扯不起这个家，治安也在变坏，大女儿跑出去就没了，为养活儿子，婆姨把自己卖掉换了三斗糜子，白鹰子也成了乞丐。
后来他的好婆姨啊，他的好婆姨被一起乞讨乞丐发现，躺在城外护城河的干壕里，光着身子连张席都没给卷。
急疯了的白鹰子去讨要过说法，可他一个乞丐，家奴连门都不让他进。
辗转打听，才知道婆娘是从主人家偷了馍馍，想拿到外头给娃吃，被发现折磨死了。
他俩剩下那一个娃没被饿死，是白鹰子自己下手掐死的，说活着受罪。
后来，断他腿的衙役解手时被勒死在茅房；买他婆娘的主人家小少爷被摔死在假山、掌厨的脑袋被塞进灶台、大老爷被绑了扔在城外死人堆活活吓死。
瘸腿的白鹰子落草做了匪，劫客商杀旅人，没武艺傍身也没从军背景，被官府从绥德打到清涧、从清涧撵到山区，走到哪都是破家灭门，不留活口。
不讲道义，也不劫富济贫，撞上富人要杀、撞上穷人也要杀，跌跌撞撞好几年，手下有了好手帮衬，在绥德州打家劫舍闯下偌大凶名。
如今白鹰子的贼窝正规化许多，虽说还是部下有多少人他自己也不知道，手下有时多、有时少，全看年景。
年景好，山上贼人就回家乡种地去；年景坏，百姓就上山投奔山寨，在山上也垦地种点菜，平时和百姓没什么差别。
只是山下百姓来报信，山寨农夫就放下农具拿起刀棒，下山大掠一场。
搁过去，这种组织松散的贼窝活不过当年，只是如今朝廷地方日趋崩溃，百姓成群结队背井离乡成为流民，官府尚无力阻止，更别说为仍旧留乡的百姓提供防卫保障了。
这种时候，有闲心招惹山贼的只有山贼。
其实曹耀猜得对，白鹰子早前确实随王左挂聚起的大军南下，倒不是他想与叛军汇合，实在是王左挂不讲半分道理，大队夹裹而来，如他这般小贼头儿根本没拒绝的机会。
白鹰子发出准备转移的命令，几名亲信管队就凑上前来：“掌柜的，咱是往南，还是……回北边？”
“往他娘什么南边，左挂子监军都杀了，去南边找死么？那破木头不禁用，咱不欠他啥。”白鹰子摆手道：“拉上粮车，回绥德。”
听到这话，左右管队各个面露喜色之余也不免担忧，有人问道：“左挂子若打回来怎么办？”
“回来？”白鹰子肩膀一耸一耸的发出冷笑：“西安府左近，朝廷哪儿能由着他闹腾，他娃多半回不来咯……有人！”
顺着他的目光，村西口仍在燃烧的民宅中间，一队人披挂赤甲、头顶盔旗，手持刀盾、弓矛，结二龙出水两路纵队而来，人还未至，阵中十余支利箭引强而来，将转身欲逃的贼人一一射翻。
“官军！官军来了！”
山峁上一面露出半边的红旗摇动，就连贼首白鹰子也生不出抵抗心思，呼喝左右推起粮车，下令东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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